◇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
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中华典籍功不可没。这些古籍全面系统记载了我国在历史、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脉络与成就。中华典籍的存在，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了解各族人民不断繁衍融合、共同创造历史的事实，理解中华儿女世世代代根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泉。
在文明的传承中，丰富的典籍作为重要载体，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围绕古籍修复的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陈红彦。
古籍修复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大陆古籍保存情况如何，根据其破损情况和珍稀性等因素，亟须修复的古籍主要分为哪几类？就全国古籍存藏情况来说，需要修复的古籍体量有多大？
陈红彦：古籍寿命的延续即意味着同岁月侵蚀的不断抗争。古籍修复要在传承老一辈技艺经验的基础上，融入新时代文献保护的科学理念。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覆盖全国各类收藏机构的古籍普查不断推进。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统计，全国30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古籍普查工作，古籍普查完成汉文古籍总量的90%以上；部分尚未开展普查的单位也在陆续开展普查登记。
2013年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国家级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以师徒传承的方式提速修复队伍的建设，其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评选出覆盖全国的51家传习所。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通过设立修复专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珍稀古籍修复工作，如国家图书馆清宫“天禄琳琅”、西域文献修复、西夏文献修复、三件早期印刷品修复、印谱修复、法帖修复、云南迪庆州图书馆馆藏“纳格拉洞藏经”、山西宋辽金元珍贵佛经、山东宋本《文选》、陕西省馆《古今图书集成》修复等一批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已完成。古籍修复总量超过4万册、400万叶。
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有1000万册古籍需要修复。现在加上特藏类文献、碑帖、舆图、“样式雷”图档、革命文献、名家手稿、照片、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等，需要修复保护的估计还有很多。可以说，古籍修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更多的“求索”。
全国古籍工作者齐心协力，基本完成普查登记，培养了大批修复人员，不断提升古籍保护的科学化、标准化水平，特别是在有能力的单位开展濒危珍贵古籍的修复。
2022年《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要求“提升古籍修复能力，加强濒危古籍抢救性修复……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强化古籍保护基础性研究，发挥科技保护支撑作用，推动古籍保护关键技术突破和修复设备研发”。以此为新起点，科技赋能，让修复保护更加科学、更加精细、更加规范。
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物保护法》陆续公布、修订，对古籍修复技艺、人员、传承进行了国家层面的规范。新公布的《文物保护法》强调“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
青年修复师成为古籍修复生力军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一批硕士毕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中。这些青年人才的加入对古籍修复带来了哪些影响？
陈红彦：当下，修复人才断档的状况有所改善，修复人员的学历水平也在提高。特别是2013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成立后，非遗传承人杜伟生收8位年轻人为徒，带领他们参与“天禄琳琅”专项修复、西夏文献专项修复、三件早期印刷品修复、敦煌遗书修复、《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修复项目，在实践过程中手把手传授修复技艺。同时，新时期古籍修复人员在修复过程中充分发挥专业所长，开展材料分析、技术研发、理论研究，全面展现出古籍修复新生力量的特征。
如在“天禄琳琅”专项中，依托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青年古籍保护与修复人员对藏书的原有材料、破损情况以及修补材料等进行了科学检测与分析，使以往主要依赖主观判断的修复工作开始有了客观检测数据作为辅助。“天禄琳琅”藏书所用纸张多样，破损类型复杂，仪器检测有助于修复人员更准确地判断古籍的各项情况，从而制定更精准的修复方案，大幅提升了修复工作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这使得此次修复工程在传承老一辈技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了新时代文献保护的科学理念，不仅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成效，也推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的科研水平迈上新台阶。
在珍贵文献修复中，纸张的选择始终是难点。为此，年轻修复师设计的小切口古籍保护技术科研项目，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图书馆及社会资金支持下逐步推进。“古籍文献及修复用纸张纤维原料与显微图谱”“古籍修复用纸自行抄造研究”“修复用小麦淀粉自制”“瓷青纸制作”“粉蜡笺制作”等多项工艺取得突破，其中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在提升修复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年轻团队“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例如，在一册《永乐大典》的修复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跨学科协作，不仅自行抄制书叶所用纸张，还织造出书衣用绢。通过高倍放大镜观察、显微镜分析和织布机反复试验，最终织出了与原件极为接近的绢布。在科技助力下，新一代修复师将书衣和内页的补全与加固做到了几近天衣无缝，被专家誉为当前纸本文献修复技术的“天花板”。
推进基础理论、保护技术及
标准规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深度介入，古籍修复正从依赖经验的传统模式向科学化、标准化的方向迈进。这是否意味着科技赋能不仅提升了修复效率，更通过建立材料匹配、工艺复原等标准化体系，为古籍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科学框架？
陈红彦：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使古籍文献的鉴定、修复、保存等工作变得更加科学、高效。国家图书馆修复组和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一直致力于推动传统技艺与科技手段的融合，在纸张检测、标准制定、纸张脱酸保护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实现了一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的转化与应用。
十几年来，一些专利产品持续在修复实践中解决难题，如古籍文献整理拷贝台、高清摄影文献修复台、古籍修复淀粉提取机、古籍修复浸染机、古籍修复多功能工作台、古籍修复拉染机、纸浆补书机等。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古籍修复的显著特征。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古籍保护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始终立足文献保护的现状与发展需求，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保护技术研究及标准规范研究。实验室将科研与文献修复实践紧密结合，为古籍修复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制定并发布多项标准，推动修复工作向科学化、标准化迈进。以实验室技术为核心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也正在不断规范古籍保护工作。如《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 21712—2008）、《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WH/T 22—2006）、《古籍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WH 2016—04）、《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GB/T 30227—2013）等，一系列标准的出台有效推动了行业的规范发展。
为促进交流与共享，在非遗经费的支持下，我们面向同行开展各类文献的专题研修；依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平台，对民间古籍修复爱好者进行系统培训；在国家经费支持下，切实履行人才基地的职责，逐一攻克古籍修复中的“小切口”难题。这些工作有效提升了全国古籍修复人员的专业水平，促进了人才在古籍保护科研与实践中的经验交流，对共同推进古籍保护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还将修复专项成果整理成书，与同行分享，撰写文章进行经验交流。这些努力代表了古籍保护修复行业新一代的新探索、新发展，并对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形成了清晰、富有前瞻性的思考。相信这些实践与经验，能够为同行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实际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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