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清代文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在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领域成果卓著。然而，过度依赖文献的研究现状，正制约着理论创新与学术命题的突破。当前的清代文学研究亟须开辟新路。

　　学问“困”于文献中 

　　清代文献的存世规模远超前代，其整理工作已形成若干系统性成果。在目录学领域，《清人诗集叙录》《清人别集总目》《清诗话考》等构建了文献的全景图谱；断代总集如《全清词》《全清戏曲》等的编纂，家集、书院课艺等特色文献的挖掘，进一步彰显了清代文献的集成性特征。然而，清代文献的“完善性、丰富性和总结性”本应成为研究优势，却异化为“独特性困境”（杜桂萍语）。

　　借用心理学“成瘾—耐受—戒断”模型分析，可初步诊断清代文学研究出现了较为典型的“文献依赖”症候，即研究者会焦虑于研究过程中的“文献缺失”，将新史料发现等同于学术创新，甚至出现“为文献而文献”的异化倾向。由于存在文献“求全”的焦虑，研究者倾向于将利用的文献规模等同于学术深度，进一步助长了倚重文献之风。

　　夷考“文献依赖”之成因，大要有三：首先，清代文献体量庞大，研究论证需大量文献，进一步强化了文献优先的思维；其次，清代研究在吸收转化前代研究成果时，文献考据是最易操作的学术轨辙；最后，清代文学史的框架尚不稳定，文献整理与研究是规避学术史检验的“安全区”。故当下的清代文学困于材料的学问多，而有影响力的宏观学术判断则相对难寻。

　　“文献依赖”的突围 

　　规避清代文献的“诱惑”，摆脱“文献依赖”症候，有赖于方法论的突围。在清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选取有代表性的关键文献，呈现清代文献的基本特征，可大幅提高研究效率。《清代家集叙录》《清诗总集序跋汇编》《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等成果表明，500—1500种的特质文献，已可反映清代文献的局部结构与特征。从中再选取数十种关键文献，即可得出迈向整体的结论。这一“小数据主义”的研究理念，有望使清代文学的研究者减轻研究负荷，把握文学生态的整体面目。

　　长时段的清代文学研究可运用“小数据主义”的研究理念，而共时性的清代文学研究，则不妨借鉴文献集群法。徐雁平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提出“文献集群”概念，强调关注文献的丰富形态及其周边氛围。如清代某一作者著有系列著述，涵盖诗文集、日记、书信等丰富题材，而每一著述又有诸多版本，构成丰富的集群文献。在文献集群中“掘井”，可深化研究议题。近年利用文献集群法从事的清代日记研究、桐城派研究等，均获得“涌现效应”，形成局部突围。

　　从“感觉时代”到“议题时代” 

　　回望百年来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可初步得出结论其经历了“感觉时代”和“命题时代”两次范式转型。所谓“感觉时代”，时间大致在1919年至1949年，主要推手为陈衍、王国维、汪辟疆等清遗民或守旧型学者。他们凭借对清代文学与文化的切身体验，提出“道咸之学新”“同光体”“学人之诗”等核心命题。相关论述虽呈碎片化，却充满生命温度，如郭则沄《十朝诗乘》以诗证史，将文学批评升华为政治史叙事。此类不成体系的感觉性学术成果，为百年来的清代文学研究预设了关键的学术坐标。

　　1949年以后，清代文学研究普遍进入“命题时代”。此期《红楼梦》、桐城派等学术论争是命题作文。平心而论，相关成果虽政治意味浓厚，却意外地拓展了研究的理论向度。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化的研究尽管摈弃教条，却日益陷入“技术理性”的窠臼。西方各种理论及跨学科方法的引入，虽使局面为之热闹一番，然如王国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之类的学术大判断却甚少。程千帆标举清代文学研究应重清初与晚清的“头尾说”影响甚大，亦是“感觉时代”命题之遗响。

　　故此，清代文学研究亟须全面吸收“感觉时代”的成果，走出“命题时代”，而迈向“议题时代”。所谓清代文学的“议题时代”，指在文献实证中重建清代文学的重要学术议题。这要求学者肩负双重使命：首先，应重建历史感，以挑战“线性文学传统”认知。以《柳兆薰日记》等私密文本为例，可管窥清代文人的断裂性阅读经验，如柳氏多聚焦当时的地域文献，而甚少涉猎前代经典，由此可部分甩脱清代文学“世代累积性”的负累。其次，应激活研究者的现实感觉。对数字人文等现实议题，清代文学研究者都甚少参与。事实上，清代各类文献的数字化及“远读”可重塑文学史的经典叙事。若不能制造重大议题，清代文学研究仍只能在汪洋文献中搅出些许浪花。

　　可能的突围方向 

　　走向“议题时代”，清代文学研究的未来似应有三大转向。首先，在文献理念层面，研究者应树立从“全文献”到“活文献”的思维。追逐《全清诗》等“全字号工程”是徒劳的过去式，文献的生成机制及所在的文化生态系统，方是更具魅力的学术战场。其次，研究方法当从“移植嫁接”走向“源地生发”。清代文学研究天然适合成为各时段各类型理论与方法的演武场。然而到了“议题时代”，研究者应致力于构建自洽于清代文学的阐释框架。近年来，张剑主张的“情境文学史”通过日记、书札等“过程性文献”，还原文学事件的时空语境，呈现了情境化的文学史研究新境地，具有启示性。最后，研究者需要挣脱“断代研究”的束缚，走向“问题研究”，实现研究范围的大幅度跨越。清代文学研究应打破朝代界限，在长时段中定位清代文学的特质。如制艺研究不唯可上溯唐宋元明的制艺，下联现代公文，还应深入桐城派文教的内部，以揭示文体嬗变与时代及知识权力结构的关联；而有关女性别集的研究更需融入近世性别史脉络，并反思古代文学研究中女性视角的学术史，以超越对“才女现象”的表层描述。

　　面对空前丰厚的文献资源，清代文学研究当更有作为。在开掘新文献之外，研究者更须培育学术史的“跳脱感”，在技术理性与历史感性的张力中，提出如梁启超“学者社会”、钱玄同“桐城谬种”般具有穿透力的议题。唯其创造出一批溢出时代和文学史范畴的清代文学研究，学者方不至于辜负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